2025年1月24日19:00—21:00，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下面简称马研会）2024年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读”资助计划支持小组——广西师范大学“巾帼绽芳华 她声有力量”读书小组开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线上读书分享活动。本次活动由姚心燕主持，读书小组全体成员出席，多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学生参与交流，共同探讨家庭、氏族和国家的起源与发展历程，以及女性的地位与命运的演变。
原著写作背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女性困境
首先，小组成员姚心燕分享，恩格斯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着特定的理论、实践背景。在实践背景中，她提到，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妇女和儿童率先进入采矿业，且她们面临着工资低、工作环境恶劣的困境，妇女同样遭受着资产阶级的剥削，因此必须将她们纳入阶级解放的范畴，通过阶级解放推动妇女解放。
家庭发展历程：女性地位的起伏变迁
其次，小组成员赵秀杏在回顾家庭发展历程时梳理总结出，恩格斯运用历史分析法，依据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阐述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家庭组织形式的演变，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再到对偶制家庭，最后发展为专偶制家庭。血缘家庭符合“共产制”经济，即一个族群内部共同劳动、共同享有劳动成果；排斥了祖先和子孙之间、双亲和子女之间互为夫妻的权利和义务（用现代的说法）。普那路亚家庭由彼此之间不能通婚的女系血缘亲属集团组成，且这种集团由于共同的社会和宗教的设施日渐巩固，与同一部落内的其他氏族相区分。由此，氏族便自然而然地从普纳路亚家庭中发展起来。对偶制家庭产生初期，女性在家中仍占据主导地位，享有高度的自由和尊敬。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逐渐归家庭私有，男性因掌握生产工具在家中的地位日益重要，生产力的发展成为废除母权制的原动力，女性地位急剧下降。专偶制家庭产生于野蛮时代中期和高级阶段交替时期，建立在丈夫的统治之上，目的是生育有确凿生父的子女以继承父亲的财产。这种家庭形式的婚姻关系牢固，但只有丈夫享有解除婚姻关系和对婚姻不忠的权利。专偶制家庭是一种建立在私有制经济基础之上的男性本位、利益本位的家庭形式，是权衡利害的婚姻，女性被男性奴役。
氏族中的女性：从平等参与者到逐渐被边缘化
再次，小组成员姚心燕指出，氏族产生于普那路亚家庭，不同阶段的氏族有着不同的特征，女性在其中的地位也不断变化。易洛魁人的氏族处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时期，奉行母权制，按照母系进行划分，且氏族成员内部不得通婚、死者财产归同氏族其余人所有。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候，女性社会地位较高，受人尊敬，并且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利 —— 一切成年男女享有平等的表决权，女性没有被排除在公共事务或政治事务之外，仍然是社会事务的参与者以及管理者。希腊人的氏族处于文明时代，此时，母权制让位父权制，且氏族内部禁止通婚（女继承人例外）。在社会事务管理方面，女性开始逐渐丧失社会公共权力，被局限于家庭私人领域。罗马人的氏族处于文明时代，完成了向父权制的过渡，女系后裔没有继承权，且女性不能在人民大会中担任职务或发表意见、不需要服兵役。
国家的形成：女性被进一步局限于私人领域
接着，小组成员姚心燕依据唯物史观进行分析，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积累使家庭（私有）变成了一种与氏族（公有）对抗的力量，二者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必须产生一个机关——这个机关使正在形成的社会分裂为阶级的现象永久化，而且使有产阶级的权利以及有产者对无产者的统治永久化，亦即个人财产需要一种制度保障，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运而生。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建立国家的最初企图，在于破坏氏族的联系，其办法就是在于把每一个氏族的成员分为特权者和非特权者，把非特权者又按照她们的职业分为两个阶级，从而使之相互对立起来。由此可知，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
以雅典国家和罗马国家的形成为例，这两个国家在形成过程中，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不再单纯按照血缘关系进行，而是与地域、财产等因素相关。在这一转变中，女性被排除在更宏大的社会成员角色之外，如在罗马国家，女性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之外（人民大会、服兵役等），更加集中于家庭私人领域。国家的形成不仅是阶级分化的结果，也导致了父权制的真正形成和强化，家庭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在家庭中男性压制女性成员的现象愈发严重。
女性受压迫的原因：私有制与社会结构的交织
紧接着，小组成员姚心燕剖析了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她强调，第一，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私有制使得财富归家庭所有，男性掌握生产工具，在畜牧业发展中掌握了更多财富，地位不断上升。而原本因生育在史前社会占据重要地位的女性，随着财富对家庭供养重要性的提升，逐渐沦为生育工具，被局限于私人领域。第二，女性受压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专偶制家庭的确立。第三，“两种生产”的不同将女性制约在家庭劳动中。由于生育，女性被定义为家庭的养育者。在这种性别角色观念的影响下，妇女逐渐被限制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劳动，又由于生产在社会中占据更为重要的地位，造成家务劳动处于更低下的地位，导致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被逐渐认为是一种无偿、隐形化的、无价值的劳动。第四，国家的形成一方面推动父权制的形成并强化，使得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固化，另一方面使得父权制合理化、内化，进一步加深了女性受压迫的程度。
妇女解放的途径：消除私有制与重构社会经济单位属性
最后，小组成员姚心燕根据女性受压迫的原因回应恩格斯提出的妇女解放的途径：废除私有制（根本）、参加社会生产（先决条件）、家务劳动社会化（重要条件）。妇女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是私有制，因而废除私有制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此外，恩格斯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值得反思的是，在恩格斯提出这一途径之前，妇女没进入到公共事业或社会生产中吗？而事实是，在采矿业等边缘、琐碎、工资低的社会生产领域中都存在着妇女的身影。因而在理解第一个先决条件时，我们需要认识到，女性一直都参与在社会生产中，但在传统社会观念和家庭结构的束缚下，她们并非作为自由雇佣劳动者参与，而是作为生计劳动者，亦即所做的一切更多是为了家庭，她们所承担的家务劳动被视为无偿的隐形劳动，在社会生产中也只能从事边缘琐碎、工资低的工作。因此，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经济单位的属性更值得深思，即承认女性承担的家务劳动的价值，让女性在参与社会生产时摆脱家庭的隐形压力，成为自由的雇佣劳动者。此外，家务劳动社会化，让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成为公共事业，给予所有儿童同等关怀，能让妇女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参与社会公共事业，这也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方向。
这场关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读书分享活动，让我们透过恩格斯的视角，深入剖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与发展过程中女性的处境，也为我们思考当代女性的发展与解放提供方向指引。在追求性别平等的道路上，我们仍需不断探索和努力，让女性真正实现自由与解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