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下乡活动中，我们去看望了三位老党员。出发前，我以为这只是一次寻常的慰问。可有些东西，只有真正坐在那些简陋的屋檐下，看着对方的眼睛，才能感受到它沉甸甸的分量。
（图一：志愿者入户走访老党员）
第一位老党员刘老爷子，三十九年的党龄。我们到时，他正独自坐在门前的板凳上，手里端着一碗泡面。因为气管堵塞，他吃两口便要停下来剧烈地咳嗽，佝偻的背影在午后的光线里格外单薄。见到我们，他局促地放下碗，颤巍巍地抱出几瓶矿泉水，一瓶一瓶往我们手里塞。一个连吃泡面都如此艰难的人，却惦念着给远道而来的年轻人递上一口水。
（图二：刘孝益老党员为志愿者递上矿泉水）
他站在门前的光影里，声音因咳嗽而断续，却一字一句说得格外用力：“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像我们以前做基层工作、修路那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克服它。学医要守医德，要站在病人的角度去想，不要过度医疗，要实事求是。有机会，多到基层来走走看看。”一个把大半辈子都铺在这条山路上的人，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我们：所谓初心，就是自己端着一碗泡面，却想着给后来的人递上一口水。
八十四岁那年，他谈起路时红了眼眶 第二位付老书记，八十四岁，身体出奇地硬朗，声音洪亮，讲起往事滔滔不绝。他给我们讲，当年带着村民上山下河，想尽办法寻找养家糊口的营生。但真正让他动容的，是说起修路的那一段。
（图三：付老书记讲述修路往事）
“刚开始修路的时候，太多人不理解，不愿意。”他坐在堂屋的条凳上，声音沉了下来，“我就挨家挨户去走，一户一户去求。不愿出力的，帮着送送水、干点轻省活；愿意出力的，可以少出些钱。就这样一家一家地磨。”到了第二年，支持的人多了，但仍有人堵门辱骂，有人动手，更有甚者把刚修好的土坯路蓄意破坏。讲到这里，这位八十四岁的老人眼眶忽然红了。那个当年带着全村人劈山开路的汉子，在半个多世纪后，仍会为那段记忆哽咽。
他稳了稳情绪，语气变得郑重：“你们现在的孩子，很多苦党和国家已经帮你们吃了，我们这一辈人把太多苦都咽下去了。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吃学习的苦。好好学习，将来造福人民。”
临走时，付老书记的女儿从屋后李子树上摘下满满一捧青翠的李子，硬塞到我们手里。他们家勤俭了一辈子，自己舍不得吃的东西，却毫不吝啬地给了我们这群素不相识的年轻人。那颗李子很酸，酸得我眼眶发热。
一副铁骨，从烽火中走来 我们还走进了刘伯承元帅纪念馆。馆内光线肃穆，我们从一间展室走到另一间，像沿着时间长河逆流而上。那些泛黄的照片、斑驳的军装、手写的电文，把历史课本里的名字一寸一寸还原成有血有肉的人。
（图五：志愿者参观刘伯承元帅纪念馆）
刘伯承出身于四川开县一个贫寒人家，少年丧父，却以惊人毅力在乱世中求学、从军。1916年，他率部参加护国战争，在丰都攻城战中，一颗子弹从他右眼射入、从太阳穴穿出。为不影响大脑神经，他拒绝麻药，在整整三个小时的手术中一声不吭。术后对德国医生说：“你割了七十二刀。”医生惊叹：“你不是军人，是一块钢板。”“军神”之名，由此而来。长征途中，他率先遣队强渡乌江、飞夺泸定桥，在绝境中一次次撕开生路。太行山上，他与邓小平并肩指挥，千里跃进大别山，把一支疲惫之师楔入敌人腹地。新中国成立后，他谢绝高官厚禄，拖着病残之躯创办军事学院，为共和国培养了一代将才。
更让我动容的，是他与“红医”的渊源。在那段最艰苦的岁月里，他深知一支军队不能只有枪，还要有药和医生。他亲自推动创办卫生学校、培养战地医护，让“红医”从理念变成一支救死扶伤的队伍。
（图六：志愿者在纪念馆内研读史料）
站在展板前，我忽然想起付老书记红着眼眶说的那句话——“太多苦，我们这一辈人已经咽下去了。”刘伯承元帅和他的同代人，何尝不是如此。从丰都那七十二刀，到长征的九死一生，再到讲台上那羸弱却挺直的身影，他用一生告诉我们：所谓坚毅，不是在风平浪静时喊出的口号，而是在刀尖上行走时，依然选择向前。
那些修路的人，把路指给了我们 走出纪念馆，我忽然意识到这两天的行程讲的是同一件事。刘老爷子用半辈子在山里修一条有形的路；付老书记挨家挨户去求，用尊严换一条让子孙走出去的路；刘伯承元帅用七十二刀、万里长征和后半生的讲台，为一个民族修一条站起来、强起来的路。
（图七：志愿者与老党员合影）
而我们学医，将来也要修路——修一条让老百姓少一些病痛、多一些尊严的路。那位气管堵塞还惦念着给我们递水的老人，那位八十四岁还会为往事哽咽的书记，那位在丰都古城咬碎牙关的将军，都在用各自的方式告诉我们同一句话：你们现在要吃的，是学习的苦。而这条路，值得走。
撰稿:谢欣妤
拍摄:申宇萱 骆礼洁 谢欣妤
“药承木香·笃行兴农志愿服务队
